一部中国上古史研究领域的鸿篇巨制

        ——读殷作斌教授的《殷代史》书稿有感     

 

                              兰 文 种

 

 殷作斌简介

　　殷作斌，字朐阳，号丹宇，1941年1月22日生，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南禄乡人，1961年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就读。江苏省高等学校一类优秀课程奖获得者、电子学专家、淮阴工学院著名的双师型人才，发表过许多篇电子学论文。因祖传一本出于魏晋谱的《殷氏家传》，使他从读高中二年级的青年时代起就爱上古史，业余研究夏殷周三代史六十多年。退休后，潜心中华殷商传承文化的研究，为筹建淇县朝歌中华殷商传承文化研究会呕心沥血，先后编著《殷代史六辨》、《朐阳殷氏宗谱》等著作。

　　《殷代史六辨》的主要内容已被载入由殷商史和甲骨学科学家王宇信主编的2021年获国家新闻出版署授予的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殷墟文化大典》中。目前，殷作斌先生的史学和现代化的谱牒著作均已被国家及北京、上海等各省市、各著名大学、历史研究等单位图书馆，部分博物馆和部分海外地区图书馆收藏。

 

读书，读电子书与纸质书，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感悟。

　　4月15日下午， 80多岁的殷作斌老教授从淮安市快递来他2015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殷代史六辨》专著以及即将由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殷代史》书稿影印件等书，记者小心翼翼地翻阅这两本厚重书籍的章节，对殷老先生肃然起敬，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这本连书前彩页、序及目录近500页约60多万字的《殷代史》影印书稿，是殷老先生《殷代史六辨》一书的延伸和扩展，更是老先生研究殷商王朝历史60余年的心血……

　　而今除《史记·殷本纪》以外的现有殷商史书，大多学术气氛太浓，篇幅庞大，只在学术圈子里流阅，普通读者很难读懂。然而，殷作斌先生的《殷代史》却是一部还原曾被丢失的三千多年前殷商王朝五百七十四年真实历史的史书，其诸多崭新观点，都令人耳目一新，其许多记载可望能使目前殷商史研究领域中的诸多千古难题迎刃而解。纵观殷作斌先生《殷代史》一书，有八个感悟：

　　一、在内容编排上突破传统史书的四大创新

　　殷作斌先生的《殷代史》书稿在内容先后方面采用了特殊的编排方法，它突破传统史书“按君王更替次序著史”或“按年著史”的常规，把《考古学揭示的殷代文明》放在开篇之卷《卷一》中，把已被考古资料确证的殷商时代最重要的文明，如成熟的甲骨文字系统、青铜文明、农耕与历法、高度发达的商业文明等优先介绍给读者，迅速地拉近读者与久远殷商文明的心理距离，激发了读者浓厚的阅读兴趣。此为一大创新。

　　除此之外，该书在文字风格和编辑技巧上遵照清华大学已故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关于“历史学者自当‘面向大众’……历史著作必须在语言和结构上力求‘通俗化’”的教导，还有三个显著的创新：

　　一是写作目标是在文字风格上通俗易懂，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的读者便能读懂。

　　二是将正文和注文部分分开编排，以求雅俗共赏，让不同阅读兴趣和不同学术水平的读者各取所需。在该书中，凡是必须引用甲骨卜辞、考古发现和其他难懂史料才能准确阐明学术问题的文字，绝大多数放在正文后面集中编排的注文中。也就是说，该书的注文部分是专为搞殷商史研究的读者服务的，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可以只读该书的正文部分，注文部分仅供作进一步研究时的参考。

　　三是采用了有效控制篇幅的特殊编排技巧。这种编排技巧特别体现在《卷二(殷商史事要览)》和《卷四(殷末风云)》的编辑中。以《卷二》为例，全卷共十章。每一章都对应殷商时期的一件宏大的历史事件。如果按常规编写，这每一件宏大的历史事件都可以展开写成一本厚厚的书，但在《卷二》中，这每一件宏大的历史事件的内容都被高度概括成用通俗文字表达的一件“要览史事”，作为一章编在《卷二》中，这样就能大大地压缩《殷代史》全书的篇幅。

　　二、殷作斌先生涉足中国上古史研究的机缘

　　殷作斌先生是清华大学毕业的理工科高才生，毕业后在国防科研部门工作，后来受国家照顾调回家乡江苏淮安，在淮阴工学院任教，直到2001年退休。由于参与编修《殷商族志》的机缘对殷商史产生浓厚的兴趣而一发不可收拾。为了搞清楚殷商史上的一些疑难问题，殷作斌教授拜北京大学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原会长王宇信教授为师。

　　公元2015年，在李伯谦教授的指导下编辑并出版了殷商史学界的著名辨书《殷代史六辨》。2020年在对当代殷墟研究有巨大影响的学术巨著《殷墟文化大典·商史卷》(上、下册)主编、安阳师范学院郭胜强教授的指导下，编辑出版了近百万字的《朐阳殷氏宗谱》。该谱因其编辑体例的全面创新在共有2196部家谱参与评比的2020年郑州全国家谱展评大会上荣获“最佳创新特等奖”。2022年，遵照北京大学李伯谦教授的嘱托，终于完成了将《殷代史六辨》扩写成《殷商族志》的宏愿，并依据其国史内容多于族史内容的特点，将其易名为《殷代史》。

　　《殷代史》书稿是殷作斌教授业余研究殷商王朝历史六十余年的结晶。老先生研究殷商王朝历史的机缘源于其家祖传一本其首页记有“出于晋谱”的《殷氏家传》。据其回忆说，那还是1959年他上高中二年级时的事。那时，他有超强的记忆力和理解力：一般的文章，只要读几遍，便能背诵;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那么难懂，他读完便理解了全书。当时他长兄殷作超见他记忆力好，能背诵《三国演义》，并绘声绘色地讲给小伙伴听，于是便命他熟读“传子不传女、传长不传次”的《殷氏家传》。他长兄当时对他说，这种关于家族史的重要史书，记在脑子里最安全。于是从1959年读高二起，到1962年上大二止，他花了几年时间，终于将完整的祖传《殷氏家传》一字不落地背熟。背熟记在心里之后，就将那本按家规“传子不传女、传长不传次”的《殷氏家传》还给他长兄收藏。他长兄时任校长，在“文革”遭批斗恐吓，吓得连同他做私塾先生的曾祖父殷高良留下的许多手抄殷商族史研究文稿和书法作品都被付之一炬了。特别是那本置于特制密封铁箱内藏于夹层墙中，虽躲过抗日战争一劫的传世文献《殷氏家传》，却不幸毁于“文革”的“造反派”威胁之中。

　　据殷作斌先生讲，他新编这部《殷代史》书稿中一系列新观点的形成，几乎都与他家祖传的《殷氏家传》有关，但由于《殷氏家传》已被毁而不可复得，因此，他在《殷代史》书稿中，据《殷氏家传》的记载每提出一个新观点时，所引用的论据和辅助史料的出处，均以学界公认的文献或考古发现为准，除了《卷六(殷代纪年)》中有部分纪年资料采用《殷氏家传》资料以外，基本上没有仅以《殷氏家传》的史料为据的。

　　三、《殷代史》解决了困扰学界两千多年的殷代纪年问题

　　甲骨文字和大量考古材料的横空出世，虽然证实了传说中的殷商王朝为真实存在，但关于它的纪年问题却难于理出头绪，以至于“夏商周断代工程”花了五年时间也只给出一个取整断代的框架而已。

　　(一)殷商王朝开国大帝成汤建国始于哪一年，历时五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只给出始于公元前1600年的大致判断，《殷代史》书稿据《殷氏家传》成汤于其在殷侯位的第十八年癸亥即天子位的记载推断殷代起始年为公元前1618年癸亥。因为按照《殷氏家传》的癸亥年记载，可选的殷商王朝起始年代只有公元前1498年、公元前1558 年、公元前1618 年、公元前1678年等几种可能，考虑到“夏商周断代工程”碳14 测年给出的年代范围 ( 在公元前1610 年至公元前1580 年之间)，笔者认为《殷代史》书稿将成汤即天子位年“癸亥年”定为“公元前1618年癸亥”是符合史实的。

　　(二)上述推断虽可确认成汤即天子位之年为公元前1618年癸亥，但成汤究竟是哪一天即天子位的呢，即是说殷商王朝的建国日究竟是哪一天呢?对此，史无记载，甲骨文中似乎也未发现这方面的记录，但《殷代史》书稿据《殷氏家传》关于成汤于“十八年癸亥元日即天子位”的记载，再运用许剑伟《寿星天文历》给出的推算方法，推算得成汤建国日为公元前1618年2月20日，相当于中国黄帝纪元1081年正月初一日或干支纪元癸亥年甲寅月壬辰日，这应该是一项了不起的成果，它对夏代历史的研究必然会起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众所周知，导致殷商王朝覆亡的牧野之战发生于三千多年前某年某月的甲子日，但具体是哪一年的甲子日呢?截至公元1997年5月1日，历代前贤专家共推算出44种可能的年份。后来，“夏商周断代工程”用了五年的时间，使用文献、甲骨文、考古材料、碳 14 测年、日月食测年等多种手段对夏殷周的年代进行断代，最后一锤定音推得牧野之战发生日为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而且还不一定是对的。《殷代史》书稿据《殷氏家传》关于殷商王朝末帝帝辛(纣)于“丙申年甲子日”失国的六字记载，很容易就推算出殷商王朝覆亡的准确日期为公元前1044年1月9日。这与上海交通大学江晓原教授据“天象”推算的牧野之战发生于公元前1044年1月9日的科技成果完全一致。然而，《殷代史》书稿所用的下述推算方法远比江晓原教授所用的纯“天象”推算方法简单而明了：

　　众所周知，现代碳14测年给出的殷商王朝“约在公元前 1050 年至公元前 1020 年之间”覆亡，结合《殷氏家传》关于殷商王朝覆亡于“丙申年甲子日”的六字记载，可立即推知，殷商王朝的覆亡日必定在公元前1045年的标称干支年丙申年内，也就是必定在公元前1045年立春时刻(公元前1045年2月13日23时59分17 秒)至公元前1044 年立春时刻(公元前1044年2月13日5时44分52 秒)之间的丙申年内。由许剑伟《寿星天文历》很容易查得，在帝辛(纣)末年的这个丙申年中，只有六个可选的甲子日，这样就可将帝辛(纣)失国的甲子日筛选范围从丙申年的一年时间缩小到六天的范围内，再由文献记载或“西周利簋铭文”记载的牧野之战发生日呈现木星当头的特殊天象，可立即从帝辛(纣)失国的六个可选甲子日中进一步确定只有公元前1044年1月9日的甲子日(相当于中国黄帝纪元1654年十二月初四日或干支纪元丙申年庚子月甲子日)才是牧野之战发生的准确日期。

　　(四)殷商王朝积年的推断。《殷代史》书稿据上述殷商王朝肇始于公元前1618年的标称干支年癸亥，覆亡于公元前1045年的标称干支年丙申，很容易算得殷商王朝的准确积年为574年(1618-1045+1=574)。

　　(五)盘庚迁殷年的推断。《殷代史》书稿据《殷氏家传》记载的盘庚元年庚辰、崩年丁未和盘庚于在位第十四年迁殷的记载，很容易推算得盘庚于公元前1301年庚辰至公元前1274年丁未在位，共在位28年，于公元前1288年癸巳迁殷。

　　四、成汤的国号为殷不为商，只有将夏商周三代改为夏殷周三代才符合史实

　　《殷代史》书稿列举大量的证据，证明成汤的国号为殷不为商，也不是西晋皇甫谧说的盘庚迁殷前称商、盘庚迁殷后称殷。《殷代史》书稿经充分论证后，向殷商史和甲骨学界提出两项建议,以免误导研究方向和影响下一代对成汤国号的准确认知:

　　一是建议专治殷商史的科学家宋镇豪在其主编的11卷本《商代史》再版时更名为《殷代史》;二是建议国家教育部将现行中小学课本中关于夏商周三代的说法据史实更正为夏殷周三代的说法。

　　目前，有些学者认为，成汤国号是商是殷只是“习焉不察的小问题”，殷作斌教授却另有看法。他举例说，而今世界上有人故意将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写成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中华民国”，我们能认为是“习焉不察的小问题”吗?他在《殷代史》书稿中提出：成汤国号是商是殷的争辩不是小事，而是事关为成汤“国号”或“朝代号”正名的大事，甚至是“刻不容缓”的急事 。因为目前中国大陆的中小学课本，教给学生的上古三代朝代名称都是值得商榷的“夏商周”，而根本不提“夏殷周”了，如此一代代传承下去，再过一两百年，人民大众就只知道成汤建立的新王朝朝代名叫“商”，而不知道成汤建立的新王朝的本名叫“殷”了。

　　何以为证?概括说来，《殷代史》书稿论证成汤国号为殷不为商的证据和解释如下：

　　(一)考古材料证明，周朝时殷商王室的直系传人——宋公室人对成汤建立的前朝是称殷不称商的，其证据是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春秋墓出土的铜器铭文，详见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组：《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01期。此项证据能证明有学者说“殷”是周人对前朝的贬称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春秋墓的墓主人正是子姓宋公室第28位君主宋景公头曼的亲妹妹，如果称“殷”带有贬义，那么周代子姓宋公室人是绝对不会称“殷”的，子姓宋公室人是绝对不会自己蔑视自己的祖宗的。

　　(二)考古材料证明，包括周代官方人士在内的周朝人对成汤建立的前朝是称殷不称商的，其证据是湖北随州文峰塔M1号春秋墓出土的A组M1:1编钟铭文，详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随州文峰塔M1(曾侯與墓)、M2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4.4/总第133期。

　　(三)孔子、孟子对成汤的国号是称殷不称商的。

　　(四)司马迁《史记》将记载殷商王朝历史的篇章命名为《殷本纪》而没有命名为《商本纪》，司马迁不可能看到的《竹书纪年》将记载殷商王朝历史的篇章命名为《殷纪》而没有命名为《商纪》。

　　(五)甲骨学“四堂”之一、学界公认的甲骨学大师董作宾在批判学界一些人梦想仅依赖甲骨文(而轻视传世文献)就想写出百分之一百的殷商王朝历史时的用词总是“殷代文化”“殷代文化史”，而从不使用“商代文化”“商代文化史”的词语。

　　(六)港台史学权威学者、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政治大学李定一教授在其权威著作《中华史纲》中说：成汤“代桀而称天子后，当天子前的封号商已不用，商成为供奉祖先的宗庙所在地，称‘大邑商’，是地名;而国号为殷。……《史记·殷本纪》更是国号是殷不是商的铁证。…… 一般所谓盘庚迁殷，始国号殷，实误。事实上商是始封的小地方的名称，商汤成为天子后，‘大邑商’只用之为宗庙所在地而已。……习称的夏商周三代，应该改为夏殷周才符合史实。”

　　(七)据说目前中国大陆学术界之所以认定成汤国号为商不为殷，主要是看到甲骨文中“商”“商王”等词语频频出现，而“殷”字非常罕见、“殷王”“殷帝”等词语根本不见的缘故。对此，《殷代史》一书另有解释：

　　① 《殷代史》书稿据《殷氏家传》的记载认为，为了团结商族内部林立的大小氏族，使其形成拳头一致对外，迫使成百上千个外族“方国”臣服自己刚刚建立的新王朝“殷”，成汤决定，“商”这族号仍要保留，并对何时称“商”，何时称“殷”，作出界定，立下后世商王必须恪守的“殷商并用，族号称商，国号称殷”的族规。并据此“殷商并用族规”规定商族内部的一切族事活动，如祭祀、向祖宗贞问吉凶、贞问战争胜负与祈求福祉的占卜贞问活动等，一律称“商”，而不得称“殷”。成汤制定这一“殷商并用族规”的实质是要求后世“集商王与殷帝于一身”的“天下共主”必须恪守成汤所立的“在族内行王权称商称王，在全国行天子权称殷称帝”的规矩，而不可乱称。因为甲骨卜辞是商族内部族事活动的产物，它当然会频频出现“商”“商王”的称谓，而不允许出现“殷王”“殷帝”的称谓。因为司马迁的《史记》记载的是“国史”而不是“商族家族档案”，所以在《史记·殷本纪》中司马迁对成汤的国号全称“殷”，对殷天子全称“帝”，而《史记·周本纪》记载的是周武王征伐殷帝辛或商纣王【笔者插注：查清代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谓：“(今)《尚书》纣字，《古文尚书》作受。”因知，世说“纣王”为贬称，实误。“纣王”实际是“受王”之误，抑或古代纣、受两字相通】居住的殷代末年实际政治中心朝歌，当把征伐对象作为国家“殷帝国”看时就得称“殷”，当把征伐之地作为殷代末年帝辛(纣)的实际住地兼办公场所“商族王室的实际政治中心朝歌”看时就得称“商”，所以，在《史记·周本纪》中，司马迁视不同场合有时用“殷”字有时用“商”字，据统计在《史记·周本纪》中，共用了25处“殷”字和14处“商”字。就以对集“殷天子”与“商族之王”于一身的殷代末帝帝辛(纣)的称谓而言，凡是指代帝辛(纣)为“殷天子”的地方，均称“殷”，有“殷纣”“殷王纣”“殷之末孙季纣”“殷王受”四称;凡是指代帝辛为“商族之王”的地方，均称“商”，有“商纣”“商王帝辛”两称。由此可见，当年司马迁撰写《史记》中的《殷本纪》和《周本纪》时，对成汤所立“殷商并用族规”的理解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什么场合用“殷”字，什么场合用“商”字，一个字也没有乱用，完全符合成汤所立“殷商并用族规”的思想，

　　② 中国大陆的一些学者之所以将卜辞中“商”这族号理解为成汤的国号，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将卜辞的“商王”一词作了错误理解。他们将“商王”一词理解成“商国的国王”之义了。其实，按照成汤所立“殷商并用族规”的思想，“商王”就是“商族之王”的意思，也就是“商族内部最高领导人”的意思。显然，“商王”与“国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只有“殷帝”或《史记·殷本纪》中“帝”才具有“国王”的含义。目前，中国大陆的甲骨学家，不能依成汤所立“殷商并用族规”区分集“商王”与“殷帝”于一身的“殷天子”(天下共主)有族内“商王”和全国“殷帝”两个身份，误将卜辞中“商王”理解成“商国之王”，应是他们将成汤国号定为商而否定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称成汤国号为殷的主要原因。

　　五、本不相干的“殷”“商”二字结缘成“殷商”称谓的缘由

　　“商”本地名，自从殷商始祖“契”被封于商以后，“商”又成为世袭诸侯国商国的国号和以“契”为始祖的子姓一族的族号。“殷”也是一个地名。古代时，作为地域名的“殷”地，疆域基本稳定。其地域在太行山以东，夏殷时古黄河以西，南至豫北洹水流域，北至冀南漳水流域一带。其地理位置可用“山东河西，洹、漳二水流域间”十一字来概括，现在的豫北安阳“殷墟”和冀南“邺城”(二者相距约 30多华里)都在“殷”地的疆域内。本来“殷”和“商”一点关系也没有，后来因发生六世商先公子冥(甲骨文中的高祖“河”)为夏之水官治理黄河以身殉职的悲壮事件，六世商先公冥受夏帝追封于“殷”，被夏帝追认为诸侯国殷国的首任殷君，命商族人将原先的诸侯国“商国”改称为以六世商先公冥为首任国君的诸侯国“殷国”。因此，原本相互独立的殷、商二字才有了最初的联系，结缘成“殷商”的称谓。从此，后世史家和殷商后裔又将子契为始祖的商族称为殷商族，将商族六世商先公子冥为始祖的子姓分支称为子姓商族九大氏族中的殷氏族，尊六世商先公子冥为子姓商族中殷氏族的肇氏始祖。后因推翻夏朝统治建立新王朝的开国大帝成汤为子姓商族中殷氏族肇氏始祖子冥的八世孙，是子姓商族殷氏门中人，于是，子姓商族殷氏便成为成汤新王朝王室的象征，这更加强化了殷、商二字的联系。最终，“殷商”的称谓不仅成为商族传承至今(共约 3800多年)并为众多殷商后裔各姓氏、各支派广泛使用的族号，而且成为后世史家一致认同的前后总计共传国约一千七八百年(含周代微子的宋公国)由子姓商族执政的“国号”的总象征：从传说中帝舜时子契兴起，直到战国中期微子的宋国灭亡止，含帝舜时诸侯国商国、夏代时诸侯国商国及夏帝特封改商曰殷以后的诸侯国殷国、实际传承17世27帝的成汤代夏的殷商王朝、周武王所封帝辛之子武庚禄父的短暂周属诸侯国殷国以及周代时的微子宋国，微子宋国是周初册封的“三恪”之一且可传承“殷礼”的公爵诸侯国 。

　　以魏晋间人皇甫谧为代表的少数学者认为，“殷商”称谓出现的原因是成汤建立的新王朝，在盘庚迁殷以前称商，盘庚迁殷以后称殷，两者合称殷商。这种观点是不对的。在商族的历史上，六世商先公冥的追封地“殷”、八世商先公上甲在“殷”地的“复兴”( 上甲由殷原政治中心北迁 30 里的邺也在殷地的疆域内 )、后世商王(殷帝)盘庚迁殷后在殷地的中兴，这三处“殷”地，实际是指“太行山以东，夏殷时古黄河以西，南至豫北洹水流域，北至冀南漳水流域一带”的同一个“殷”地。所以，盘庚迁殷不是迁到新的“殷”地，而是迁回到祖地“殷”。如果一定要将自契起到帝辛亡国止这段殷商时期划分一个殷、商称谓的分界的话，只有六世商公“冥前称商、冥后称殷”的分法才是正确的，“盘庚迁殷前称商、盘庚迁殷后称殷”的划分是不正确的。

　　六、《殷代史》书稿以殷代早期大量青铜器出土的事实，使“殷商青铜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

　　《殷代史》书稿源于《殷氏家传》的这个说法已经为考古界发现的郑州商城出土的殷代早期青铜器和殷代早期在长江流域的重要据点兼青铜冶铸中心武汉盘龙城出土的大量青铜器的考古材料所证实。就人类社会发展的文明阶段而论，殷代早期已经处于比较发达的青铜时代。湖北武汉盘龙城和郑州商城出土的大批殷代早期青铜器就是殷代早期已经处于比较发达的青铜时代的有力证明。

　　现在，有些学者在某省级电视台上提出一种理论，认为夏代和殷代早期、中期还处于落后的无青铜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但他们又无法否认殷代后期以司(后)母戊大方鼎为代表的青铜冶铸技术为标志的殷商青铜盛世。于是就提出一种理论，认为殷代后期之所以能从新石器时代一步跨入发达的青铜时代，完全是因为武丁发动为期三年青铜之战的结果，他们认为殷商后期掌握的高度发达的青铜冶铸技术是武丁用战争手段从掌握西方青铜冶铸技术的南方部族掠夺来的。《殷代史》书稿以殷代早期郑州商城出土的杜岭一号、杜岭二号青铜鼎和武汉盘龙城出土的以锥足鼎为代表的大量青铜器向世人证明，殷代后期殷人掌握的青铜冶铸技术不是武丁用战争手段掠夺来的，殷代的青铜文明不是西来的，而是殷代后期的殷商人从自己的郑州商城老祖宗和武汉盘龙城老祖宗那儿继承来的。

　　值得一提的是，学界有些人为了为他们的殷代后期青铜文明西来说作铺垫，在某省级电视台上讲：殷代早期、中期尚处于没有青铜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实际控制疆域“往大了想也就是方圆十五公里……说不上有什么王气”位于“山东曹县附近”的“大邑小国”。从《殷代史》书稿不难看出，这些学者贬低殷代早期国家发展形态、对殷商王朝早期政治地理版图和社会文明程度的认识是错误的。因此，《殷代史》书稿反驳了一些学者在某省级电视台宣扬殷代早期、中期仍处于没有青铜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野蛮落后的说辞。

　　七、对殷代中期国家形态和实施“王室推举制”王位继承制度的正确认知

　　《殷代史》书稿认为，成汤代夏建立的国家是以殷帝为天下共主的王权国家，是一种取代夏王朝统治的众星拱月式的复合制国家结构，它既有直接控制的王邦，也有间接支配着的若干臣服的属国或族邦。就政治地理版图结构来看，就成汤建国以后的殷代早期能够实际控制的疆域而言，《殷代史》书稿指出，成汤朝以中原腹地郑洛地区为中心，北至豫北冀南，南至丰富铜矿带的长江流域，东至泰山以西和淮河流域，西至晋中、晋南。殷代中期较殷代早期相比，实际控制的疆域虽然因四面受敌的形势被迫实施战略收缩经略有所收缩，但其统治的核心地带——中原腹地的郑洛地区并没有丢失。

　　长期以来，传统史学界和现代史学界将殷代中期的社会描写得过于黑暗。如“比九世乱”，“都城数迁”，“诸侯莫朝”，都城沦陷、居于中原腹地的商王(殷帝)被外族赶得到处跑、以至于逃跑前不得不把精美的青铜器埋藏起来的“商文化白家期崩溃说”云云。《殷代史》书稿，在承认殷代中期因四面受敌，被迫实施战略收缩经略，承认商文化在白家期有所收缩但绝对没有崩溃的同时，对以上一些将殷代中期描述得过于黑暗之说，一一据实予以反驳，还原殷代中期的真实社会面貌。《殷代史》书稿在还原殷代中期真实社会面貌的历史方面是下了大工夫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诸如：

　　(一) 对殷代中期之所以被迫实施战略收缩经略作出因国防需要的科学解释：殷代中期，王朝陷入四面受敌的复杂困境。因北方气候转型变为干冷迫使北狄各民族南进威胁中原;曾经与成汤结盟灭夏的东夷各民族因势力增强对中原殷商也虎视眈眈;南方长江流域南蛮各民族也不再对中原殷商臣服迫使天下共主的宗主国中原殷商不得不放弃对长江流域丰富铜矿资源的掌控，失去对长江流域丰富铜矿资源的掌控，导致殷商王室经济总量的大大缩水;西边各游牧民族又强势崛起。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殷商王朝不得不实施基于国情的战略收缩经略。

　　(二) 不得不实施“王室推举制”的王位继承制度，殷代中期在陷入四面受敌、王室经济总量下滑的复杂困境情况下，为了使王室共有的有限财产不被分割且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殷商王室成员经集体议决后认为，成汤据夏室王位继承制度制定的父子相传制已不适合当时的国情，决定有限地仿照尧舜禹时期传说的禅让制度，改行“王室推举制”的王位继承制度。其程序为：“前王终了时，由王室成员集体共议表决，在王室众多兄弟子侄间产生新的优秀人选来当王位接班人，以便更有效地管理殷商王室的有限共有财产。”也就是说，《殷代史》书稿认为，殷代中期在前王仙逝后，不再以“贤庸无法预测或年岁太小的其嫡子”为唯一王位继承人，而是只有实行“王室推举制”的王位继承制度，才能推选出王室成员都“放心”的王位继承人。其间，太戊是第一位被王室成员集体共议推举上位的贤君，武丁是最后一位被王室成员集体共议推举上位的盛君。武丁盛世时，王室成员人均经济体量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一。为了加强王权，武丁、祖甲父子又恢复执行成汤制定的父子相传制。

　　(三)《殷代史》书稿还依《殷氏家传》之说，据史实大胆否定了司马迁的殷代中期因发生“比九世乱”导致“都城屡迁”和“诸侯莫朝”的说法。传统史学以文献所载“比九世乱”和殷都屡迁的时期相契合为切入点，立意虽新，但迁都就能解决内乱的逻辑推理显然难以使人信服，同时从殷都屡迁的史书记录来看， 史书上记载的殷代屡次迁都是和平进行的。《殷代史》书稿以殷代中期没有发生一次因王位争夺而发生争斗或战争的史书记录为证，认为 “比九世乱”的说法纯粹是以后世小人之心度殷商先祖君子之腹的主观臆测，无任何王位争夺的客观史据为证。因此，《殷代史》书稿认为因发生“比九世乱”导致“都城屡迁”和“诸侯莫朝”的说法是史家凭主观臆想解释历史现象的伪命题。

　　《殷代史》书稿认为，殷代中期的“都城屡迁”是后世史家未从现象中看到本质的历史错觉。事实上，自成汤起，殷代就有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传统，就有将政治中心一分为二为专管“祀”的祭祀中心王都和专管“戎”的军事中心王都的双都制传统。成汤建国，在郑州建有“大邑商”祖庙，即视郑州为祭祀中心的王都，又在偃师建有震慑夏之贵族的军事中心的王都，时称“西亳”。到了中丁时代，偃师西亳都震慑夏之贵族的任务已经完成 ，中丁便把位于偃师的军事中心撤回到荥阳附近的嚣(隞)，后来为了便于抵御北狄、东夷各部族方国相继来犯，河亶甲便将军事中心从荥阳附近的嚣(隞)迁到北边的相，祖乙又将军事中心从相迁向更北的邢(耿)，后来又迁到东南的庇，到了南庚时又迁到位于山东曲阜附近的奄。实际上，从中丁到南庚，迁的只是为了国防的需要作为军事中心的辅都，作为祭祀中心位于郑州的主都一直仍然在郑州并没有迁。这种由中丁的嚣(隞)到河亶甲的相，再到祖乙的邢(耿)、庇，最后到南庚的奄，便被后世史家误以为是因王位争夺导致的王都屡迁，这种现象反映到司马迁头脑中就形成了因发生“比九世乱”导致“都城屡迁”的错觉。实际上，殷代中期，从中丁到南庚在位期间，实际军事中心的这几次移动，与殷代中期的王位更替一点关系也没有。殷代中期的王位更替是由执行“王室推举制”完成的，而实际军事中心的屡迁是因国防需要而进行的，殷代中期的王位更替与实际军事中心的屡迁之间没有任何的直接联系，司马迁说的“比九世乱”现象根本不存在。就实际而言，自成汤将天下之中郑州定为殷商王朝的主都并复命以“亳”以后，殷代早期和中期一直实施将政治中心一分为二为专管“祀”的祭祀中心主都和专管“戎”的军事中心辅都的双都制度。这种情况，直到后来的盘庚迁殷以后才结束。因此，只有盘庚迁殷才是殷代唯一的一次实质性迁都。正因为高瞻远瞩的盘庚决心要把祭祀中心郑州主都和军事中心奄邑辅都连同住在主都、辅都的殷商贵族一牢永逸地一起迁到他看中的祖地“殷”去，所以才遭到恋家族人的坚决反对甚至抵制，以至于盘庚不得不发表《盘庚三篇》边劝说边强制那些殷商贵族必须随他迁到新都殷邑去。

　　(四)《殷代史》书稿同时也否定了现代考古界一些学者囿于殷代中期“比九世乱”的固有认知提出的所谓“商文化白家庄期崩溃说”。考古界认为的“商文化白家庄期”大体与殷代中期相当。《殷代史》书稿以无可辩驳的史实证明“商文化白家庄期”虽然有所收缩，但并没有崩溃。也就是说，殷代中期迫于周边强敌四起的形势，不得不实施基于国情的韬光养晦战略收缩经略，虽然主动放弃曾经控制的以武汉盘龙城为据点的长江流域丰富铜矿带，但中原殷商经营多年的祖地郑洛地区并没有丢失，被成汤复命以亳的郑州主都，仍然是殷代中期的真正王都，历史事实证明考古界一些人提出的“商文化白家庄期崩溃说”是不符合史实的，应予以纠正。

　　八、《殷代史》书稿响应南开大学朱彦民教授的提议，向甲骨学界提出定发现甲骨文为四个并列第一人的建议

　　学界公认，已知由4500多个字符组成的甲骨文字符集是殷代通用的较为成熟的文字系统。殷代因有甲骨文而闻名于世，殷人创造的灿烂文明，因他们留下的甲骨文才为后世的我们真正洞察。《史记·殷本纪》对殷商王朝的简略记载也因此被世界史学界确认为“基本上为信史”。然而，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一直延续到现在，围绕“谁是发现甲骨文第一人”，“甲骨文到底是1898年还是1899年发现”的问题，学界内部却争论不休……

　　《殷代史》书稿建议：在老一辈科学家郭沫若、胡厚宣、李学勤先后谢世的今天，德高望重的健在科学家王宇信、宋镇豪等先生应该果断地站出来迅速地平息学界这场耗能式的争论。研究一下《殷代史》书稿提出的“王懿荣、刘鹗、孟定生、王襄是于1899年发现甲骨文的四个并列第一人”新理论，迅速用多元化的新理论代替海内外学者和社会大众不怎么愿意认同的“王懿荣是于1899年发现甲骨文的第一人”的一元化旧理论，团结引领大家奔向甲骨学更加美好的明天。

　　为了早日结束这场关于“发现甲骨文第一人”的争论，南开大学朱彦民教授认为“应该订立一个‘发现’的标准，即什么叫做‘发现’，是看到就是发现，还是经过研究知道他的年代和性质算是发现。”

　　从目前甲骨学界的热议形势来看，若不订立发现甲骨文第一人的标准，争议之风定会持久。《殷代史》书稿根据南开大学朱彦民教授的提议，提出一个定义“发现甲骨文的第一人”的标准如下：

　　最早确认安阳小屯出土的“带有人工契刻符号甲骨”上的符号为殷商时代文字并在一定范围之内传播这一信息的人，可被定义为“发现甲骨文的第一人”。

　　根据《殷代史》书稿提出的上述标准，如果纯以当事人现场留下的且为众人所知的文字材料为准，只有刘鹗一人可定义为“发现甲骨文的第一人”，因为1902年11月5日(旧历十月初六)刘鹗《壬寅日记》是迄今所见我国甲骨文史上明确记录甲骨文(刘鹗时的等价名称为“龟文”)的第一次文字记录。刘鹗1902年11月5日日记的原文如下：

　　十月初六日(1902 年 11 月 5 日) 晴

　　午后，涂伯厚来，看宋拓帖。申刻，偕宝廷往晤詹美生商谈一切事。晚间，刷龟文，释得数字，甚喜。

　　不过，这样一来，将会把发现甲骨文的时间，从1899年推迟到1902年，这是学界甚至公众都不能接受的，因为学界甚至公众都知道下述铁的事实：如果没有王懿荣为刘鹗奠定的学术基础，刘鹗绝对不会在1902年11月5日写出有如此价值的日记来。如果不以当事人现场留下的且为众人所知的文字材料为准，将“众人所知”的范围扩展到当事人或别人的回忆或社会大众的集体回忆(即所谓传说，包括北京、淮安、天津等地的坊间传说)，则可将“发现甲骨文的第一人”的候选人范围扩大至只有下述两组四人：

　　①王懿荣与刘鹗于1899 年同时发现甲骨文。

　　《殷代史》书稿中记载，北京和刘鹗常居地淮安都传说，认识刘鹗并请刘鹗看过病的《殷代史》书稿作者的曾祖父殷高良也说，王懿荣和名震江淮的兼职中医师兼文学家等多职于一身的刘鹗是师生相称的好朋友，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的那张含有“龙骨”的中药方正是刘鹗为其看病时开的，是刘鹗和王懿荣同时发现自鹤年堂药店购来的中药中含有“带字龙骨”并共同将其定为殷商时占卜文字的。1931年7月5日北平《华北日报·华北画刊》第89期署名汐翁的文章《龟甲文》中也提到刘鹗客游京师， 住王懿荣家，正遇上王懿荣得病，刘鹗和王懿荣同时发现服药用龟板上有契刻篆文的事。《殷代史》书稿作者殷作斌的曾祖父殷高良请刘鹗看病时记载刘鹗说起此事的遗留日记中也是这么认为的。殷高良遗留日记的大意为：

　　“……予问及藏龟刷龟文事，铁云先生侃侃而谈。言他己亥年惊闻恩师文敏公回乡料理完其弟丧事回京身子不适，急往探望把脉开方，他发现其家人自鹤年堂抓来的中药中，龙骨上有契文，甚觉奇怪，即呈恩师，文敏公亦惊奇。翌日，文敏公备轿亲往药店一探究竟，遂作出向京师药肆广为高价收购‘带字龙骨’的决定。后有范姓估觅得十二版送王府，恩师推断是篆籀之前的殷商占卜文字。庚子岁范姓估、赵姓估又陆续挟千余片，文敏公均厚价留之。详加研究。时义和拳乱起，文敏公怕有失，密运部分宝贝藏淮安，嘱铁云先生代为保管。文敏公殉难后，壬寅年，其哲嗣翰甫(汉辅)售所臧，清公夙债，龟板千余片，铁云先生悉得之，遂据此成《铁云藏龟》，成书过程中，得亲家罗振玉大助。”

　　②孟定生和王襄于1899年同时发现甲骨文。

　　《殷代史》书稿中记载，王襄1955年的遗稿《簠室殷契》、王襄1957年的遗稿《<孟定生殷契>序》、温洁《甲骨文研究的先驱——记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首任馆长王襄》等许多研究论文和天津的大量传说都众口一辞地认为，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已亥)秋天，山东潍县古董商范寿轩，携大批有字甲骨来到天津，落脚在天津城西的马家店，王襄、孟广慧(字定生)、天津著名篆刻家王钊(字雪民，王襄的二弟)和著名画家马家桐(号景含)一行四人同往观看并准备购买收藏，经仔细观察，孟广慧(定生)和王襄见那些“沙尘满体，字出刀刻的甲骨”，“复审其文，知为三古遗品，惊为千载瑰宝”，当场将其“定为殷商之时古人在龟骨和兽骨上锲刻的文字”，当场认为其“对研究殷商历史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并当场依自己财力购买一批甲骨收藏。

　　征诸实际，王懿荣、刘鹗、孟定生、王襄四人发现和收购甲骨都比较早，且都于1899年始见甲骨并收藏。然而，对甲骨文的深入研究远比是谁首先拥有甲骨文字意义更为重大。虽然王懿荣、刘鹗、孟定生、王襄四人都为最早发现、购藏甲骨之人，但由于王懿荣于1900年8月15日过早殉国和其他各种原因，最终对甲骨文进行深入研究且取得显著成效的是刘鹗和王襄两人。刘鹗和王襄购藏的甲骨也在伯仲之间。

　　刘鹗先后通过种种方式，总共搜集到甲骨5000片以上，成为早期出土甲骨的著名收藏家。王襄虽然较王懿荣贫穷，但也长期节衣缩食先后六次购进甲骨共计4000余片。

　　数量众多的甲骨为他们深入研究甲骨文提供了真实而宝贵的资料。他们都被誉为甲骨文研究的先驱。刘鹗因为于1903年10月，从所购的5000余片甲骨中，选出1058片墨拓，编纂并出版《铁云藏龟》，已被学界誉为编纂并出版甲骨文著录的第一人兼系统研究甲骨文的第一人。孟广慧(定生)因共购藏最早出土的430片甲骨，确认其为三代上古文字中“古人在龟骨和兽骨上锲刻的文字(‘三古遗品’)”，成为后来有大成就的王襄的学术引导人，并抚其所得，成书一卷，成为王襄照录所临各家殷契之第一本(详见1957年王襄遗稿《<孟定生殷契>序》)，因此已被学界誉为甲骨学者中意识到甲骨文是三代文字(古简)的第一人。王襄著有1920年出版的《簠室殷契类纂》、1925年出版《簠室殷契徵文》，其中《簠室殷契类纂》实际是第一部甲骨文字典，因此，王襄已被学界誉为编纂并出版甲骨文字典的第一人兼系统统研究甲骨文的早期学者。

　　顺便说一下，《殷代史》书稿以河南省舞阳县贾湖村发现的比安阳殷墟还早4000多年的类似于甲骨文的契刻符号和专家们确认贾湖契刻符号是最终演变成汉字体系的已知最早前身的事实，使现代一些学者在某省级电视台上宣扬的“殷商甲骨文字外来说”不攻自破。

　　总之，殷作斌教授的《殷代史》书稿认为，如果要维持1899年发现甲骨文的认识不变，只有将王懿荣、刘鹗、孟定生、王襄定为发现甲骨文的四个并列第一人才合理，否则，只有将1899年发现甲骨文修改为1902年发现甲骨文，并认定刘鹗为发现甲骨文的第一人的一种途径，别无他途。

　　理应书之于志，传之于世。历史，就是历史;历史，需要史料佐证。记载历史，同样需要与时俱进，发现新的历史文字与古物证据，就应该及时地修改、补充，使得历史更充实、真实与完整。

　　编修史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历经多年的世代传承，是一项鉴往知今、资治实用、服务当代、惠及子孙的大业。殷作斌教授在年过八十之后，老骥伏枥，俯身于殷代历史领域的研究和发掘，经过六十余年的积累，反复修改、精雕细琢，精心编纂出这部具有可读、可用、可存的鸿篇巨制精品史书——《殷代史》，为当代资政，为后世所鉴。

 

写此文，是于读殷作斌老先生所著《殷代史》书稿的感慨，与读者分享，期盼与国内外专家学者以及殷商史爱好者共勉。

 

  

 本文原载：《企业家日报》2022年4月20日第五版、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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