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重塑—访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李林琢(一)

(特约记者 田宏霞)走进北京昌平下苑村中央美院李林琢教授的院落,院落里荷塘清香四溢,花木繁秀,几只小狗也热情在我脚边绕来跳去,祥和尽收眼底。

在当今中国艺术领域像李林琢教授这样不为名利、教书育才的艺术大家为数不多。李教授主持壁画教学时精心培养多名青年优秀壁画人才，在公共环境艺术上颇有建树。

李林琢，祖籍山东平原。1949年12月生，中国共产党党员, 1981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壁画学会会长。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李林琢、记者田宏霞

李林琢的故事

我父亲16岁从山东德州闯关东到了沈阳。随后进入日本兵工厂做学徒工,日后成了优秀的技工。后辞工经商。开始时做五金器材的生意。多年后我看到父亲当年一个小本子上密密麻麻,都是他自篡的符号。父亲借给大舅1000银元,大舅生意开张不久江山易主,他带上了资本家的帽子。父亲合伙买了个轮船,这应该是其生意的高峰。轮船在辽沈战役中被炸沉。老家还有其经商后购置的田地。我的奶奶不善经管,接连出卖田地。当时屡屡被父亲埋怨。解放后才改口:要不是你奶奶,咱家就背上了地主的帽子了。轮船被炸毁应是决定性打击。一解放父亲就随安东电厂迁京,改换身份,做了工人。他手艺好,做过朝阳区供暖技术组长,有过节能的重大发明。被评为市级劳模,受过彭真市长接见。1981年去世前,拿出藏匿多年的最后一根金条, 在父亲的弟妹间平分。按照当年成分划分,他是工人我就能有一个好出身,所以我在中学时代,继承到父亲游走于手艺与商业间,安度满洲国、民国、共和国三个时代的大能人身上的基因和后天阅历。

幼年的李林琢和兄弟

家里没人搞美术,哥哥爱画两笔,影响了我。小学时我拿自己涂抹的一张画给老师看,老师不信是我画的。中学时课上的一张画中有马克思的侧面像,老师给了“五+”。我没进过少年宫等任何美术小组。沾了工人出身的光, 68年分配到特钢(后并入首钢)的炼钢车间。一个班出两炉钢。出钢时大干30分钟,汗流浃背,干罢喝盐汽水之痛快我至今不忘,然后就躺在钢筋焊的椅子上喘气休息。这份劳作的特征是强度极大、休息时间也特长。精力充沛、想入非非的年轻人总要在两炉钢之间的休息时找个事干。我开始涂抹。父亲将画拿给美术师专的佟继武老师看。佟老师一般不收学生,看过习作后答应指导我。有了老师后工歇时的涂抹更起劲。这项技能让我理所当然的成为炼钢车间黑板报(钢厂的黑板通通是铁板)报头的作画者。我用彩色粉笔作画,是连画带揉。这当口,北京画院的马泉老师到特钢体验生活,见到我的黑板报说:这是他见过的最好的粉笔画。那是抬高工农兵打击老九的时代。此言一出,我就成了工人画家。1971年北京市要办美展,厂里让我脱产一个月。在佟老师指导下第一次画油画,以后换了张颂南老师接手指导，完成了画作“工人学习”,参展并获奖。这下子我在厂里也有了名气。

青年时期的李林琢和兄弟

1974年中央美院招生, 这是自1964年四清运动以来美院首次招生，机会极其难得。我报了名交了成绩。久等无音，托人打听,才知道准考证被厂部扣住已过了期。不久又来了个机会,中央美院从全国招收七人组成一个为期一年半的油画创作班。因为学完还回原单位,厂里放行，这次我如愿进入创作班。七位青年工人满心想着和老师们学画画,不想一进入就赶上了批黑画家的运动。七位学员多为工人和军人,腰杆硬,美院中哪个青年教师批判老画家,七人就一起批他。但到底是学不上画画了。运动临近尾声领导决定:开门办学,师生一同下工厂，并选中了首钢。刚刚解放出来的黑帮份子侯一民先生是这班的班主任，还是北京八中的校友，更是我的命中贵人。

李林琢和同学

当炉前工时期, 工厂的混乱与社会的无序,钢厂的事故高得出奇。一吨重的天车大钩一年中掉下来12次,一次出钢时钢包大梁断裂,钢包摔进炉坑中钢水溅到十几米高的车间顶棚。六年中我遇到过几次爆炸，每次爆炸后车间都是灰尘弥漫，伸手不见五指。1973年与我同龄的一个青工在爆炸中身亡。如此环境下，炉前工们基本上人人有不同程度的烧伤。多年后我宴请当年工友,见面后让人惊叹:一个个居然都活着。做了六年炉前工未遭大难,美院深造后几乎一定跳出风险之地了，每周只劳动一次。孰料在劫难逃,一周一次的劳动中偏偏出了大事。1974年12月13日,炼钢炉爆炸,喷出十几吨钢水。炉前的我调头飞跑,一摸脸耳朵没了，跑出车间就地打滚。事故中共五十多人受伤，四个重伤者中我是唯一活下来的。左臂和脸部严重烧伤。烧成什么样?能下床后,我路过其他病房的门口,病房内卧床的女孩儿看到后吓得赶紧往床底下钻。 医院护士说:看望这个工人的人数超过所有病人,包括高干。可能是因为那个时代战场一般的炼钢炉前造就了炉前工们战友一般的情谊。还因为这个家无背景,不说大话,一手拿钢钎一手握画笔的青年是首钢的骄傲,是同龄人的偶像。多年以后，我在个展中一幅钢厂题材的油画下写道：“在钢厂，我流过六年血汗，至今怀念，共过生死的伙伴。”

《钢之歌》局部

烧伤前我早有女友,是邻居,一位著名史学家的女儿。女孩母亲文革中自杀,其父受冲击时,我母亲帮助照顾女孩和她的兄弟。事故前女孩是上海一所大学的工农兵学员。事故后白天照顾我,晚上她家里吵成一锅粥。一个月后她返回上海,寄来绝交信。伤痛导致的我半个月失眠，这期间得知另外两个重伤者刚刚死亡，而这封信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它将刚刚脱险的我，从301医院送到安定医院,定性为躁狂型抑郁症，一住三个月。躁狂症高峰期也曾破口大骂席卷高层领导。导致医院到首钢和美院去调查,结论是：在工厂是好工人,在美院是好学生。幸免于难。

《钢之歌》局部

事故发生后,作为班主任的侯先生第一时间问当事人:他眼睛和手坏了吗?得知眼睛完好,右手完好,侯松了口气：“那就没关系了”。怎么没关系了?身体、面孔都关系大了。身体还处在抢救期。因面孔烧坏，日后介绍过一打对象，对方虽事先耳闻，还是见过一面就不谈了。在医院探望时,侯先生问我有什么要求。他的心思聚焦在一个他难得见到的有潜质的艺术生命上。我只说:希望病愈后能在中央美院继续耽搁了的学业。我喜欢读书,休养期间读了不少书，包括第二遍通读《鲁迅全集》，也是因为这套书当时好找。鲁迅对汉代石画像的求索和谈论，在我内心深处存盘。他是同代美术学生中最早知晓这一宝藏的人。1976年夏,我走出了病房。美院开始讨论对这位学员(那个进修班已经结业)该如何交代。有人说:他因工伤缺席了多少天进修,就给他补上多少天。侯先生正颜厉色道:“是等价交换吗，那么李林琢的两个耳朵没了,该怎么补偿?言者无语”。

我先插到工农兵学员中。不久赶上恢复高考后的招生,我破例成为唯一的先工农兵学员、后七七级的美院学生。1981年毕业，任壁画系秘书兼教师。1971年在首钢作为工人画家脱颖而出的时候,我压力很大,因为知道自己没受过正规训练,毫无基础，名实不符。现在受了正规训练,毕业留校了,压力更大了。因为我看得出周围师生的眼光,都认为是美院同情照顾,让我继续学业乃至留校的。其实我的毕业作“钢之歌”(1981)那幅画入选了第六届全国美展(1984)，还不行吗? 但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七、八十年代之交,反映工厂的绘画已淡出美术界。几成绝响的“钢之歌”不被关注,即使进入全国美展。而墙内开花墙外红则要等待十年后的法国，此为后话。

《钢之歌》局部

这幅画有这样几个特点:基调是蓝色,而非人们惯常看到炼钢炉前绚丽的火红和橘黄;非写实，是趋于动态的装饰风格;给人的基本印象是抒情之美,而非炉前的艰辛、热烈、豪情和力度。钢厂炉前的景观本身极美。而我们只知炉前美景之一,不知其二。或许习惯了炉前之绚丽红黄,偏要将炉前比较少见的湛蓝之美呈现。清晨的时候，霞光打进暗红色的炼钢车间，合成了一种罕见的蓝色。美极了，但转瞬即逝。那是炼钢人独享，参观者无缘的，而那稀罕的蓝色一定深深地打动我这位工人画家。老师对画作初稿的评价是: 苏联的味道。这句评价让我下了半年功夫“去苏联化”。白石老人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我问:怎么去“苏联化”?他说:往变形走，往装饰美走。我的观感是:走得很动态,造就了一种流动的装饰美。习作定稿后,一些老师说:林琢没学过工艺美术的装饰啊,哪儿来的?我以为凡成才者,必有些无师自通的东西。而超越了苦难的审美对艺术家至关重要。从这幅画看出已从车间的残酷和个人的苦难中升华。这幅作品没有赢得当下的喝采,却是我美术之路的起点和艺术风格的雏形:变形，流动感,装饰美。

《东方文明》局部

“正名”完成于九年后。亚运会即将开幕，服务它的五洲大酒店的内部出了事故。六个花岗岩石柱被喷灯灼烧过度,烧成酥皮，承接装修的港商下落不明。怎么修补成了难题。有人说包不锈钢,包木头、地毯等等。我说了一句:搞浮雕。人家立即回复:你给个小样。我回家就用大可乐瓶做了个石膏的浮雕小样。五洲大酒店立即跟进,选了六个石柱中最边缘的一个叫他试试。一试手就获好评,最终六根石柱的浮雕大获成功。不少工程师说：五洲大酒店因祸得福，现在的石柱比未烧坏时要好看得多。酒店接着又商议大墙上的壁画。工程师们说能画个飞天才好。我当时说:不可。最后交出了“云水”的画稿。店方说：太好了，跟我们想的一样啊。五洲大酒店的成功反馈到美院同仁,大家才承认我的能力,伤残了又留校了,却未必是因伤残而留校，亦未必伤残留校者便无能。“云水”是我的第一幅为公共场合制作的壁画。也是蓝色，也是形态飘逸。看过“钢之歌”的人会立即想到,这是一人手笔。“钢之歌”的萌芽日后将有无穷伸展。我以前做过木雕,陶瓷，而石头浮雕这也是第一次。以后浮雕将是我艺术实践之重镇。1990年的五洲大酒店让我轻舒一口气,也在中央美院站稳了。可惜的是随着五洲大酒店日后更新内装修,这两幅作品已经灰飞烟灭。

《东方文明》局部

接下来是1991年五位画家的巴黎个展,其中有法国人、捷克人。我的作品有木雕、陶瓷和“钢之歌”的照片。巴黎美术学院的宾嘎斯说:“钢之歌”是法国人画不出来的。一个记者问我：“您经历这么大不幸为什么还能完成这么出色的作品?”我说：“罗丹说过‘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任何痛苦，……甚至亲人的背叛，对于他都有一种心酸的快乐’。”这些都刊登于第二天的《欧洲时报》。另一位法国画家林珐问:“你的‘钢之歌’太好了，原作为什么不拿到巴黎?”我回答：这事不好意思和外国人讲。我们当时没有那份经济力。这是无收入的画展，根本不能预料能否现场卖出作品。打算运到巴黎的作品有一百公斤，按照普通旅客的行李标准大大超重，托了关系才得以托运上飞机。而“钢之歌”长3.5米，根本就没有敢想能够带去。最终个展的五个画家中只有我的作品现场卖出,一卖就是6、7件。一个巴黎餐馆老板向我定制了一件木雕,选了一个8米长的非洲红木。雕好后给我5万法郎。我的作品在巴黎被承认。

《东方文明》局部

两年后侯先生介绍我去深圳，说有些雕塑工程，要争取一下。我拿自己的作品照片给深圳方面看,对方本来已经将2000平面的浮雕工程包给了湖北美术院校。看过作品，深圳方面愿意变通一下，分出一半给我，最后确定为900平米。这活太大了。我回京汇报，请侯先生出山。师生合手接下这大活。另一所美院来的是一个艺术团队(八个正副教授)，接的活是“西方文明”。而中央美院就是我们二人，接的活是“东方文明”。其态势几乎是打擂台。过后回忆，最费神的是要考虑高10米、长近百米的浮雕，必须近观精美、远看协调，且必须能从各个不同角度观看。画稿完成后,我督导一队刻工在湖南一个山村开干。浮雕与绘画不同，后者水准高下全凭画家一人。而上乘的浮雕既凭画家的技能,又靠石匠的手艺,二者缺一不可。我是从读贴中认识到刻工之重要的。依敝人之见,唐代书法第一人非欧阳询莫属,而第一作品则为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何故第一作品不是第一人所书,因神来之笔可遇不可求。古代石碑上每见“某人文”,“某人书”,而“雁塔圣教序”上还有“万文韵刻”,万氏乃隋唐之际第一刻工。若非这位刻工，圣教序当没有后世所见那般珠圆玉润。但经历一个世纪的革命加动乱,顶级的手艺人已不复存在。故想作顶级的浮雕，太难为了今天中国的艺术家。打好自己的画稿后,第一要务是选择刻工的团队,而后就是与石匠们的艰苦合作与博弈。侯一民和我及60多个石匠们分成七组。 “东方文明”从介入到安装完成，整个工程费时一年。我和他的四个美术助手,在湖南工作现场干了一百天。雕刻下来的碎石日后用来铺路,将该村落的土路全部改成碎石路。世界之窗的大型浮雕1993年全部完工。其中“东方文明”部分1999年在第九届全国美展中被评为设计类银奖(最高奖)，因该奖项没有金奖。我的浮雕一炮打响。其后接连设计制作信息产业部门前高12米、直径3米的花岗岩浮雕柱、外交部迎宾大厅200平米的汉白玉浮雕壁画《华夏文明》、徐州汉画馆浮雕。信息产业部的石柱位于最显赫的北京长安街上。外宾一进入外交部大厅，就马上面对正面的大型浮雕。遗憾的是，多数国民看不到。

《东方文明》局部

完成“东方文明”之后三年,唐山市为纪念地震20周年,向中央美院、鲁迅美院两所艺术院校征集雕塑各三件。鲁迅美院的作品率先通过。中央美院出手了7、8件未获通过。侯一民先生要我也出点力。刚巧我手中有个凤凰雕塑，是为北京申奥制作的。那年申奥失败,这件作品暂时没了用场。小样送到唐山,该市规划局长一把握住:我们要了。以后这件高15米的不锈钢雕塑立在唐山火车站广场,命名为“新生凤凰”,两边是中央美院雕塑系教师所做的另外两座雕塑,我称这件作品为“火凤凰”。我家里多个大小不等的火凤凰的小样,而我的全部作品中最喜欢的也是火凤凰。夕阳中的火凤凰应该是是紫铜的颜色，那才是真正的火凤凰。出资方很难答应的，那要增加很多成本,还有工艺问题,城市雕塑是艺术家、刻工、市领导、出资者多方合作与协调的结果。成功的城市雕塑家必是多面手,必是集艺术、实干、管理，乃至谈判能力于一身的人才。(李林琢口述整理)

在我看来壁画、雕塑是强者的艺术，因为从事壁画创作要融汇多方面的才智以适应特定环境提出的多样课题。要有驾驭复杂构图的功力，要熟悉不同材料的工艺技术，还要善于组织施工，以及公关、社交……而在这些方面李林琢教授总能以他灵活的设计头脑，广博的学识修养和刻苦的自学精神不断突破自己的局限，创作出新的作品。他在艺术上的一个特点就在于敢于碰硬，敢于涉足于自己本来不懂的领域。李林琢不仅涉足于壁画，他所设计具有现代风格的雕塑作品无论在立意和造型上都是当代城市雕塑中的佼佼者。李林琢是一个秉承中国传统信念的人，对朋友、对师长、对家人遇事总先想到别人。在艺术风格上他着力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感的结合，他所热衷的中国传统文化所提供的语言符号在他手下总能与具有强烈现代感的设计融为一体，每件作品如同他生命的重塑。